【專欄】新冠肺炎後遺症不少 專家呼籲更要注意心理層面

icon 民眾網-民眾日報 2021-07-12 13:38:38

【文/陳根】

北野武說,「災難並不是死了兩萬人或八萬人這樣一件事,而是死了一個人這件事,發生了兩萬次。」儘管新冠肺炎大流行影響了世界很大一部分人口,但人們對疫情給心理健康帶來的潛在影響卻知之甚少。關於疫情大流行的新聞從不間斷,每個人每天都在經歷著不同程度的心理變化。

《柳葉刀》子刊於2020年6月發表了第一個系統回顧和薈萃分析,研究了3550多名SARS、MERS和新冠肺炎住院患者冠狀病毒感染的精神症狀後果。研究結果顯示,如果新冠病毒感染的病程與2002年的SARS和2012年MERS的冠狀病毒流行過程相似,那麼大多數因嚴重新冠肺炎感染入院治療的患者在不經歷心理疾病的情況下即可康復。但是,SARS和MERS倖存者可能在出院後的幾個月和幾年中依然面臨精神疾病的風險,如抑鬱、焦慮、疲勞和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

研究人員分析,在SARS和MERS倖存者中,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患病率在急性期後的平均34個月為33%(4項研究中共計有121/402例),急性期後平均23個月時抑鬱障礙的患病率(5項研究中的77/517例),急性期後平均1年時焦慮障礙的患病率(3項研究中的42/284例)約為15%。

事實上,早在2006年04期的《中國行為醫學》中,就有研究人員對SARS患者、一線醫務人員和疫區公眾進行創傷後應激障礙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其創傷後應激障礙症狀檢出率分別是55.1%、26%、31%,SARS患者創傷後應激障礙症狀的檢出率最高。

儘管疫情曾經的恐慌和無措會漸漸平息,疫情終將被控制。但除了身體健康,人們的心理健康也尤為重要,因此疫情過後的創傷後應激障礙更應值得人們警惕。

疫情造成的長遠的心理影響,背後是龐大的神經活動機制。神經解剖學研究認為,與精神應激相關的腦結構有:前額葉、杏仁核、海馬、扣帶回、後腦區、背縫核等。有研究者指出,這些變化常常是精神應激相關疾病尤其是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病理基礎。研究精神應激生物學致病機制時,前額葉、杏仁核、海馬這些腦區尤為值得關注。

一般情況下,創傷後應激障礙患者出現的臨床障礙以記憶損害為主,這預示著創傷後應激障礙的腦活動區域與記憶的腦區活動有關。神經解剖學的研究者們指出,在精神應激狀態下中樞神經系統可能會發生結構可塑性的變化。這些變化與應激損害的大小和持續時間長短有關係,也與個體的易感素質有關。簡言之,強烈的心理應激可能導致大腦相應區域結構可塑性的變化。

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動物模型研究也表明,創傷後應激障礙中長時程留存的恐懼性記憶、高喚醒等症狀與大腦杏仁核、內側前額葉皮層和海馬三個腦區密切相關。

其中,內側前額葉皮層與杏仁核的去抑制及海馬向杏仁核傳遞的威脅性環境資訊有關,其變化可能促進創傷後應激障礙症狀的出現。杏仁核活動增強是條件性恐懼記憶獲得、保持和表達的關鍵神經基礎。此外,創傷後應激障礙也可能與前額背外側皮質、眶額皮質、前扣帶皮質的功能抑制以及後扣帶皮質過度啟動有關。

事實上,創傷心理與不同腦區功能活動失衡、病理性認知和負性情緒有關。創傷心理體驗能被重新喚起,但不同於常規的回憶,而會以強烈的情感體驗、軀體感覺或深刻的視覺表像等形式重現,如噩夢或閃回,而且似乎是永久的和無法被未來經驗所修正或替代的。

由於創傷後應激障礙患者的記憶的碎片多為感覺性的、無意識的、與情境有關的粗感覺,人們可以推測,創傷後應激障礙患者的反復出現闖入性的重現創傷體驗,可能是皮層(可能是海馬)對情緒性記憶的遺忘無法受到其他皮層(杏仁核和前額葉)的有效抑制和調控的表現。

創傷心理本質上也許是人們對負性的情緒性事件痛苦體驗的記憶,而與創傷有關的“痛苦”記憶的抑制失敗或不能控制這些記憶的啟動強度可能是創傷後應激反應與創傷後應激障礙的重要心理學機制。

目前醫學上認為創傷後應激障礙的臨床表現主要在於:復發性症狀:閃回(反復重新體驗創傷並伴有心臟劇烈跳動或出汗)、噩夢、可怕的念頭;逃避症狀:遠離讓人想起創傷經歷的地點、事件或物品,逃避與創傷事件相關的念頭或感覺;促醒和反應症狀:很容易受驚,很容易緊張或焦躁不安,入睡困難和/或怒氣暴發;認知和情緒症狀:很難回憶起創傷性事件的關鍵特徵,對自己或這個世界有負面想法,扭曲的感受(如內疚或自責),對喜愛的活動喪失興趣。

此外,有時患者會出現非常嚴重的症狀,然後在數周後消退,這被稱為急性應激障礙(ASD)。如果症狀的持續時間超過一個月,對人行使機能的能力造成嚴重影響,那麼患者出現的可能就是創傷後應激障礙。創傷後應激障礙通常伴隨抑鬱、藥物濫用或者一種或多種焦慮症。

在疫情中很多因素會決定一個人是否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其中一部分是使人容易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的「風險因素」,另外一部分是有助於減少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恢復因素」。這些因素有的出現在疫情之前,有的也可能出現在疫情之中及之後。

中國香港的研究者曾採用生活事件自評量表和醫院焦慮抑鬱量表,追蹤研究了131名SARS倖存者的心理健康影響因素。研究發現,情緒支持(有可以傾訴的家人或朋友)能夠增加倖存者的心理韌性,而醫護人員、有既往心理諮詢史的人、或身邊還有其他人也被感染,這三類人是出現心理症狀的高危人群。另一項在疫情結束30個月之後的研究表明,女性群體和在疫情之前已患有其他慢性病的群體,這兩類人群較易長期受創傷後應激障礙困惱。

2020年3月12日的《護士進修雜誌》期刊,對新型冠狀病毒一線護理人員創傷後應激障礙進行了調查分析。結果顯示,一線護理人員的創傷後應激障礙水準是40.85±15.81分,遠高於常人。

其他風險因素還包括:兒童期創傷、經歷疫情後獲得的社會支援微乎其微、經濟壓力等。由此可見,對普通人來說,及時尋求朋友和家人的支持、尋找支持性的社會團體都是有助於他們早日恢復的正確舉措。

瘟,疫也;疫,民皆疾也。大規模的傳染性流行病從來不止是一個醫學事件,對抗疫情既是一場生理戰,也是一場心理戰。

人們經歷了後疫情的恐慌褪去,經濟重建,生活重新步入正軌,社交平臺熱搜也再次從疫情屠榜到泛娛樂的歌舞昇平。但難以否認,疫情給太多人心裡都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傷害。有些傷痛或許會隨著時間流逝逐漸被淡忘,但有的或許不能。

疫情彰顯了國家的進步,政府正在變得積極且富有效率,媒體和資訊變得前所未有的開放和透明。作為一個世界第二的經濟大國,為了控制疫情,國家一聲令下,所有企業全體停工,14億人禁足家中。但疫情過後,人們要面對的或許更多。或許是經濟下行帶來的危機,或許是疫情過後留下的創傷後應激障礙。

根據《柳葉刀》發佈的一篇對於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傳代研究報告,調查以期確認父母經歷難民生活出現的創傷後應激障礙是否與兒童的精神疾病狀況有關。研究選取了符合條件的51,793人;其中1307名(2.5%)兒童有精神疾病的接觸史,7486名(14.5%)難民兒童暴露于父母的創傷後應激障礙。而從分析結果來看,父母創傷後應激障礙會顯著增加子女精神疾病的風險。

這也意味著,創傷後應激障礙不是單純的個人事件,人們需要面對個體的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治癒與恢復。從社會的層面,人們則要有更多的關心和安慰。人們要永遠記住6000名醫護精英從中國四面八方飛向武漢,記住前線的醫生不遺餘力地搶救患者,記住後方各地基層工作人員風裡雨裡堅守崗位,記住普通百姓用自己的方式說明中國渡過難關。同時,也應記住疫情裡無限的哀傷,記住每一個具體的人。這或許是另一種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社會療法。

節錄自《自律與自然:一部人類與瘟疫的鬥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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